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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骆公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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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骆公(1917~1992),中国著名书画篆刻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原名英,后名立民,笔名黑沙骆,晚年名骆公。 人物简历 1917年生于福建福州。 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 1940年曾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廊举办黑沙骆画展。 1941年考入日本大学艺术专科,1944年回归。 1947年以来先后任东北大学讲师、辽东学院教授、津沽大学教授 、天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期间任哈尔滨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 1957年以后专攻书法篆刻,1969年后转攻草书。 1969年后历任桂林书画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广西分会副主席,广西书画院副院长等职。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书法研究会顾问,日本北陆篆刻协会名誉顾问。 1984年、1985年在日本、澳门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 擅长书法篆刻。 作品有《屋》、《花》、《初秋》 出版有《李骆公书法篆刻集》。 2笔名黑沙骆的由来 1940年,李骆公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的“黑沙骆个人作品展”是他第一次以“黑沙骆”的笔名举办个展,时年23岁。李骆公 李骆公作品很喜欢骆驼,认为骆驼很有毅力,能在沙漠中负重致远而又吃苦耐劳,搞艺术就需要有这种骆驼似的精神。因为他长得黑,所以取名“黑沙骆”,年纪大了,就改叫“骆公”。 3主要经历 李骆公自幼刻苦自学书画,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0年上海美专西画系毕业,1940年8月在上海举办黑沙骆油画展,1941年考入日本大学艺术专科攻研现代油画,师事野口弥太郎、里见胜藏、猪熊弦一郎等。留学期间作品入选第十三、十四回独立美展。1944年冬返回中国,历任哈尔滨美术协会会长、辽东学院(今鲁迅美院)美术系教授、东北师范大学讲师、天津津沽大学教授等。1948年9月起任河北女师图画副系、河北师院音艺系美术组教授,1951年夏始任河北师院美术系主任。在教学和艺术上曾进行油画与中国写意画结合的探索,为河北师院美术系的建设做出了贡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57年后全力研究现代书法篆刻,经钱寿铁、王个移指点并与邓散木、宁斧结为挚友,遂以现代中西绘画形式美渗入书法篆刻,艺风突变。1961年至1965年间发表首批诗文、书法、篆刻作品,并被介绍到港澳。1969年下放到广西,坚持草篆书法和篆刻研究,热心培育画童。1969年后精研草篆,作品新颖奇绝,壮阔大气,别具一格。 李骆公擅长篆刻及篆书,篆刻享誉较早,在天津工作时已从事此项创作,并得到了艺坛诸多前辈的好评和鼓励。1973年李骆公在桂林时写了一幅篆书《蝶恋花》,由广西选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赴日的一个展出。但这件作品给李骆公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厄运,曾被“中央文革小组”大肆批判,罪名是“以象形文字歪曲丑化毛主席诗词”。当时被称为“《蝶恋花》书法事件”。经过这次事件后,李骆公并未放弃他的事业,而是继续他充满个人风格的亦书亦画、追求墨趣的“草篆”探索和实践。 1979年落实政策后李骆公任桂林画院院长、广西书画院副院长、广西艺术学院教授等。《光明日报》、《福建日报》、香港《大公报》、《良友》、《澳门日报》、美国《美洲华侨日报》等载文专栏介绍其人其艺,1983年和1985年应邀访问日本和澳门并举办个人展。出版《李骆公书法篆刻展》,《驼踪》(丁伯奎撰文)等。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日本北陆篆刻会名誉顾问和国际美术审议会海外评审委员,中国现代书法研究会顾问,桂林书画院名誉院长,河北师范大学名誉教授。其油画重表现,书法、篆刻自成一家。有作品集传世。 4师承渊源 李骆公1936年考入中国第一个美术学府——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时代,他的习作就受到刘海粟、关良、倪贻德、谢海燕等名师的好评。1939年冬,李骆公在上海美专毕业,留校读研究生,1940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个人画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校长刘海粟的鼓励下,于次年勇敢地踏上了新的求学旅途——留学日本。 留学的经历,使得李骆公大开眼界。他如饥似渴地研究马蒂斯、毕加索、佛拉芒克这些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并且有意识地探索中西艺术融汇结合的道路,开始了新的艺术探索和实践。在日本留学时,李骆公并不满足于课堂画室里的西画研修,在朋友的推荐下,他结识了校外老师野口弥太郎、猪熊弦一郎、里见胜藏等几位当时著名的现代洋画家。 虽是师从却不是刻意模仿,他时时不忘注入着中国人的气质,在作品中融入了中国传统写意画的技法和理念。恩师们的支持、肯定、明确了他的治学方向,从而使他有资格参加了当时极有影响力的“独立美展”。那时“独立美展”在日本,有如野兽派、印象派在法国,聚集了一大批最具现代思潮的画家群。入选“独立美展”是许多青年人追逐的梦想。李骆公连续入选十二、十三回“独立美展”,不仅震动了日本学子,还引起了新闻媒体的追逐。他关起门来,拒绝新闻采访,只做自己的研究和探索,短短的3年多时间,他的画风大变,比“黑沙骆”时期更上层楼,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带有中国笔意的油画。 自学生时代,李骆公就对篆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日本学习现代西洋画又颇得形式美的要领。以西方形式美加上中国传统艺术的理念来探索书法篆刻,这是李骆公对金石篆刻艺术的创新与革命。1957年后,李骆公不能再担任天津美院的教学工作了,便被分配到了资料室。因为无法再从事油画的研究和创作,他又拣起了学生时代十分酷爱的书法和篆刻。谁曾想到,这个向“方寸之地”的转变,竟成了他一生的艺术追求。 李骆公从油画创作转到不大相关的书法篆刻,可想而知,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然而所有的工具、资料都需要从新购置,对于这个上有老母下有儿女的七口之家,以不足百元的收入,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李骆公变卖了他珍藏的诸多艺术品,用换来的钱购买了金石字典、钟鼎和秦砖汉瓦拓本印本,以及齐白石、吴昌硕印谱等大量的资料、工具和印材。 5艺术特色 李骆公独树一帜,自成流派,创作出一批与前人决然不同的,而又极具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品。 李骆公先生的半生心血,都付与了从野兽派到东方现实性意的油画道路。他早年崇尚西方现代艺术诸流派,偏重于画面色彩与构成的视觉力量;留日期间除深入研究以野兽派为主的西方现代艺术外, 李骆公作品也开始研究中国传统艺术,流露出东西事例的迹象;回国后,则将中国文人写意画与西方现代艺术相融合,创造出调和中西的“写意油画”。对此进行深入剖析,对中国油画方向的选择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骆公追求“形式美”和“民族化”的艺术思想和绘画教学思想,李骆公的“写意油画”应初步形成于上海时期,完善成熟于从日本归国以后。其抒情写意的作风,虽然与建国以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美术主流模式格格不入,但却显示了对油画“民族化”的一种可贵尝试。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站在统观中西艺术传统的高视点上,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他把野兽派为主的西方现代绘画中的形式美和中国文人写意画中写意成分恰当融合,开“写意油画”的先河,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填补了一块空白。在中年后的书法篆刻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和转换。对“形式美”的追求贯穿了他一生艺术实践的轨迹。 6评价 二战接近尾声,美军轰炸东京,李骆公无心眷恋恩师和朋友,谢绝了请他留下当画伯的盛情,毅然回到中国东北冰城哈尔滨。战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油画创作,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美术教育,并成为当时哈尔滨画界主导。历经几十年的沧桑残留下来的一批他在哈尔滨创作的风景和人物作品,为今天研究中国现代油画和李骆公油画的风格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李骆公的艺术,在于他的创新精神。他的书法与篆刻,追求民族传统,又有时代精神的探索。他热爱民族传统,但竭力主张大胆创新;他热爱东西方现代艺术大师,从毕加索、马蒂斯、佛拉芒克到梅原龙三郎、林武,到我国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以及刘海粟、关良等等;他又竭力主张民族化、时代化。 解放前夕,李骆公应聘到了天津河北女子师院(解放后改为河北师范学院)任教授,解放初期又担任了美术系主任。他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未消极。他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他后来改用刻刀和石头来抒发豪情,他刻印用的石头是论担挑的。 按一般规律谈学问的人,可能看不惯他的作品,似乎他不讲究师承,但他是热爱传统而又有世界眼光的艺 术家。他对“神”和“形”都很重视,而更侧重“神”。从他创作的结构造型中可以看到高度凝练的手法。他的篆刻十分严谨而又新颖;他的书法,则讲究“骨法用笔”和墨色变化。他的艺术中装饰、变形、夸张的特色富有音乐的旋律与节奏。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他改骆公为笔名,就是颂扬与学习骆驼那种坚韧不拔、任重道远的奋斗精神。 熟悉李骆公的人,都知道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总是兴高采烈,精力充沛,笑声朗朗。艺术贵在创造,艺术探索贵在创造的精神。“师造化”,究其含义就是学习造化中的无限新奇之处。李骆公是非常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必须富有时代气息,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人们有所发明和创造。李骆公艺术从各个方面看来都在追求开辟新道路,他在绘画、篆刻和书法等各方面都体现了造化的多样性。他的艺术至今依旧醒人耳目,还是那样新奇、隽永,其创作思想和审美高度的超前性,在他每一件作品中都向我们诠释着什么是创新精神,什么是严肃的学术观点。 7艺术成就 30多年的探索和创新,使李骆公少年有成的画名几乎被书法与篆刻所掩盖,他的书、篆,异乎寻常,独树一帜。 美术家张仃曾评价道:“按一般规律谈学问的人,可能看不惯他的作品,似乎他不讲究师承。但他是热爱传统而又有世界眼光的艺术家。从他作品的结构造型中可以看到美的高度凝练守法。他的篆刻十分严谨而又新颖;浑厚古朴,风骨铮铮,大气磅礴,不落俗套;他的书法,则讲究骨法用笔和墨色变化。他的艺术中所特有的装饰、变形、夸张,酷似交响音乐的旋律和节奏,饱含着诗情画意。” 李骆公热衷于西方艺术。但在东方文化的长期熏陶中,他怀着对民族的赤子之心,最后在中国特有的书法篆刻艺术中找到了寄托情感的道路,这条路是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延续性的,他为传统的东方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名如其人,从他的作品上人们不仅能看到一位艺术大师的骆驼精神,同时也看到了他的光明磊落的艺术品德。 8传世意义 李骆公在七、八十年代驰誉书坛。实际上,李骆公的篆书在当时也是充满非议的。 事实上“草篆”并非李骆公发明的专利,如明代赵宦光的篆书即被目为“草篆”,邓散木写的一些篆书作品也同样可目为“草篆”,但他们走的并不远,只是在字形上略加夸张,在笔法上注入随意天然的情调。李骆公的“草篆”则在金文的基础上,加入了许多象形文字的因素,即图画因素,是所谓的“返祖实验”。并在墨色的过度上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褒之者认为是极大的创新,贬之者认为是“非驴非马”。现在李骆公先生已逝,当年的是非纷争也告一段落,而我们则应以现在的眼光和思考来分析李骆公先生的艺术得失,这或许对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不无裨益。 首先应肯定李骆公的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如在挖掘汉字的可塑性、形式美、墨法运用等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墨法上,许多作品的线条呈两边浓中间淡,如同水墨画竹的竹竿,在这方面李骆公运用的得心应手。喜欢他书法的人或许正是激赏这一方面。但同时,中国书法的精髓——笔法,也因这些花里胡哨的线条而消失了不少。在金文中,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等永远是主流。而其它一些变异之作如鸟虫篆等,也因不乏喜爱者,自有它的生存空间。如果将书法历史比做江河湖泊溪流,上述鸟虫篆等及李骆公的作品只能是一条小溪,这小溪也可以是曲折通幽,也不乏有探寻者在哪里找到自己欣赏的风景。其实所谓的“创新”与“守旧”,大多数皆在得失之间徘徊。即有传统又有新意的作品,当然是比较理想的了,然而谈何容易。 |